为发展上海的半导体事业奋斗一生
为发展上海的半导体事业奋斗一生
（半导体571 陆德纯）
编者按：陆德纯，浙大57级半导体器件与材料专业校友。曾任原华虹微电（上海，美国）总经理、总裁，上海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上海科技学会副主席，电子部IC顾问组成员，中国电子学会半导体与集成技术专业分会委员等高级职务。1994年被评为第二届全国电子行业优秀企业家，中国500名企业创业者。1995年被评为全国劳模。
1962年我从beat365手机官方网站无线电系半导体专业毕业被分配到上海无线电14厂。当时该厂是一家生产40年代早期水平的半导体产品：氧化铜整流器和硒整流器。厂房简陋、环境恶劣。离开美丽的浙大玉泉校园，来到这样一个工厂，似乎又要工作一辈子，心里反差太大了。好在当时大学生还很稀缺，在领导的眼里“大学生”似乎什麽都懂！还是算比较重视的。1962年只有一位比我早一届的厦大学生已经在氧化铜车间工作，而我就到硒片车间工作，参加硒片的新产品研发。
上海无线电14厂是在1960年由二家厂合并而成的，一家是1941年由南洋归国华侨杨方朱先生创办生产氧化铜整流器的“一亚电工厂”；另一家是1957年开始生产硒片和硒整流器的交直电工厂。我的工作就此开始。
在1962年以后，又有更多的大学生来了，除了浙大，还有复旦的等等。我们这一批人想：总不能一直做这种40年代的落后产品。于是就提出做“硅产品”的想法。好在厂领导主要是不懂技术的“解放干部”，你们“大学生”说得也有道理，就做吧！从二极管开始，如：高压硅堆、稳压管、可控硅等。上面这几种产品全是浙大半导体58，59级的同学负责开发的。但不久，我们又不满足于二极管。为了不和上海元件5厂冲突，我们选了走“场效应晶体管（FET）”的路，这是非常正确的方向，场效应晶体管有MOS型和结性（J-FET），我们把老产品移交到新开的厂去。而J-FET因为有良好的抗辐射还成为了厂里的重要**产品。
在60-70年代，各方面的条件是很差的。首先，由于“封闭”和“禁运”，对外几乎一无所知，我们只能从国外的期刊上了解一点信息，加上美国为首的“巴黎统筹委员会”的禁运，困难很大。当时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也很低，特别是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把知识分子称为“臭老九”（前8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资本家、小业主和走资派），但后来又说：“老九不能走”，原来没有老九就没人做事了！！国家的财力也很差，更不用说了。
尽管如此，我们这批“臭老九”还是兢兢业业地工作。但首先要感谢浙大的老师的教导和为中国带来半导体理论的早期归国华裔学者，如谢希德、王昆等。我们学了这些基础知识才能看懂各种国外的书籍。有个笑话：半导体58级的一位校友，谈朋友还带了一袋书。他对开发“高压硅堆”是有主要贡献的。当然，当时的厂领导也明白“老九不能走“的实际意义。刘开美书记是一位开明的书记。
80年代后，中国开始实施“改革开放”，知识分子的地位也慢慢有了提高。工厂产品从分立器件走向集成电路，从PMOS、NMOS 发展到CMOS电路，开发了与国外RCA公司CD4000 系列相对应的标准逻缉电路，并打开了市场。还和安徽无线电厂合作制成了16位微型计算机的专用电路，在国内有一定的水平。我也先后被提为副总工程师和厂长。
改革开放的影响是很大的，但有两面性：机遇和挑战并存。一方面，我们有了进口技术和设备的机会来开发新的产品；另一方面，我们的产品也会遇到进口产品的兢争。要能赢得市场难度很大。加上刚开放，大多数人对外的情况很少了解，容易造成误判。80年代中，尽管我们的反对，但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不得不按上级的指令买了一条美国S。S。S。公司的旧线，浪费了几百万美元，还好我们将这条线抛给了上海无线电19厂。而上无14厂通过不懈的努力，在刘振元副市长的支持下争取到了一个在漕河泾地区建一个新厂和新线的机会，搬出了这个没有发展余地的环境。其时，我也被调到了主管上海电子工业的上海市仪表局任副局长，这对我支持发展上海的半导体产业有了机会。不久又成立了上海飞利浦半导体公司（现在的上海先进半导体公司），在贝岭公司的后面建设一条5英寸硅片生产线，产品是为飞利浦公司加工模拟电路，我任第一任董事长。而上无14厂新厂也被邮电部看中作为上海贝尔公司从比利时引进程控交换机专用芯片的合作单位，此举得到了上海市的支持，于是成立了上海贝岭微电子公司，我也是第一任董事长。
1988年起国家为了培养电子和邮电系统的干部，由国家体改委和美国AT&T公司共同举办了一个“高级管理人员发展计划（SMDP）”，全国共50名名额3年完成。我是第二批，从1989年到1990年。这次培训对我了解西方市场经济的模式有很大的启发。
但到了我将近回国时，上海贝岭的合资项目遇到了问题：由于中外方意见不和，项目进展缓慢。鉴于交换机集成电路国产化的重要性，时任上海市市长朱�基下令将仪表局党委书记林树楠调往贝岭公司当公司党委书记，而我回国后也命去当公司的总经理，要我一定要搞好！严峻的挑战摆在我面前！好在我在美国的培训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和外方有了共同的语言，我们从树立公司文化着手，从严治厂、一丝不苟。启用年轻人，很快改变了面貌。随着交换机电路的生产，公司经济情况好转迅速，得到了各级领导的重视，特别是1992年2月10日邓小平的视察，在看了引进的“大束流离子注入机”后说“性社性资”的问题，给对改革开放持怀疑态度的人有了一个明确的回答。小平同志平易近人的态度也给贝岭员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贝岭也从此成了行业的明星。
1992年2月10日，陪同小平同志视察上海贝岭微电子公司。
左一为陆德纯
1995年国家为了进一步发展集成电路产业，决定从总理基金拿出100亿建设中国第一条8英寸硅片生产线：909工程。由于当时的体制原因，电子部不同意上海的意见：在贝岭的基础上发展，要建立新公司。于是把我从贝岭调出，在胡启立部长的领导下任909工程筹备组组长。经过多轮谈判，最后胡部长决定和日本NEC公司建立合资企业，由日方任总经理，建设华虹NEC项目。
贝岭公司由于失去了这个良好的机会，加上后来的其他问题，年轻干部纷纷离走，这个令人羡慕的“世外桃园”就此终结。但是贝岭公司当时的业绩对909工程能选在上海有极大的功绩。
华虹NEC公司的成立，明显看出我国的集成电路的设计能力和国外差距很大，更远远满足不了生产线的需求。1998年公司派我到美国去建立设计公司。但是经过对美国硅谷的考察，我们为了有限资金的安全，决定先以对硅谷的集成电路设计公司以“风险投资”的方式开始合作。此举是合理的，也有很好的成果。在美国立住了脚。中国驻美旧金山领事馆对我们评价很高，开创了中国企业对外高科技企业风险投资的先例。
2001年回国退休，我的“半导体”职业生涯也就此告一段落。
陆德纯2015年11月